中國(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供求邏輯思考

摘要:為研究金融創新開放的內在邏輯以指導中國自貿區穩健發展,基于供求關系視角,闡釋自貿區內部金融創新開放的市場需求與政策供給的內在邏輯。在理論層面,研究認為,從金融創新開放的形成、發展、擴散直至推動經濟增長,均存在一致的理論演進脈絡。在實踐層面,研究認為,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應進一步融合“一帶一路”倡議形成的政策合力,統籌發展傳統金融與新興金融;引進充裕資本激發市場活力,加快本土企業上市進程,完善創新開放的市場體系;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通過改革和創新推動要素在市場自由流動;發揮政府調控的主動性、前瞻性,搭建經濟金融風險動態監測系統,實現信息共享;圍繞政府管理、營商環境、市場主體、高新科技、綠色發展等多層次深化自貿區建設,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促進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更加有效,推動中國自貿區建設穩步有序。

2013年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帷幕正式拉開。2017年4月1日,中國(陜西)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陜西自貿區”)正式運營。作為西北地區唯一的自貿區,陜西自貿區肩負著“加大西北地區門戶城市開放力度、打造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以及“深化推進西部大開發”的重大使命。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這對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局面提出了明確目標。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澎湃浪潮下,隨著中國經濟轉型持續推進、金融改革深化以及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各界對自貿區助推經濟金融的“引擎”作用更是充滿期待。尤其是在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減緩、大國之間博弈頻發、國際貿易摩擦不斷、政策不確定性加劇的種種外來因素影響下,自貿區的重要作用更加凸顯。由于金融創新開放具有階段性特征,與特定時期的經濟金融發展情況息息相關。因此,隨著中國自貿區建設有序擴大,基于自貿區視角研究金融創新開放,從理論上揭示金融創新開放的供求均衡內在邏輯,從實踐上為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提供決策參考,亟待深入推進。

一、文獻綜述

自貿區建設的理論前提是金融領域的創新開放,20世紀60年代國際資本的頻繁流動催生了金融開放理論。此后,金融創新開放成為金融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按照研究視角可將其中的代表性觀點概括為3類。其一,金融創新開放的動因。一方面,在“利潤最大化”前提下,存在于市場中的金融主體為追求利潤而主動進行創新開放,即順應需求動因[1-2]。另一方面,受風險厭惡傾向影響,金融主體為避免市場環境不利影響而被迫產生的被動創新開放,即順應供給動因[3-4]。伴隨金融發展和金融自由化,供給與需求兩方面還會互相融合催生規避管制的新型動因。由此可見,微觀主體對市場供求兩端的共同作用促進了宏觀層面的金融創新開放。其二,金融創新開放的運行機制。金融創新開放分為產生與擴散兩個階段。金融創新開放的產生機制,探討金融創新開放活動的主要構成因素、構成因素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的最終結果,為金融創新開放活動的科學管理和有效運作奠定了理論基礎。金融創新開放的擴散機制,探討在金融主體進行創新開放后傳播給其他主體,從而實際應用的過程。因此,隨著金融創新開放的研究深入,如何將理論層面描繪的金融創新開放真正應用于實踐成為重中之重。其三,金融創新開放的經濟效應。重點研究金融創新開放分別對宏觀、微觀經濟變量的影響,相應形成穩健有序金融創新開放促進經濟發展的共識[5-6]。綜上所述,金融創新開放的形成、發展、擴散直至最終推動經濟增長可謂一脈相承。

由理論轉向實踐,在中國自貿區建設歷程中,金融創新開放也是探索自貿區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務。國內對于自貿區的研究自2013年上海自貿區的設立而逐漸涌現,并且基于不同視角進行了一定討論:從全球治理的宏觀視野審視自貿區對外開放的實質,指出其關鍵在于如何使國內的政策、體制以及規則同國際接軌[7-8];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比較借鑒,尋求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內在邏輯關系和具體實踐路徑[9-10]。隨著中國自貿區由沿海向內陸拓展,建設規模日益擴大,對自貿區落地帶來的經濟增長與金融創新開放效應相應成為研究重點。部分研究通過構建開放環境下DSGE模型模擬評價自貿區內部的金融開放政策,發現在放開利(匯)率的同時解除資本管制能夠對金融穩定直至宏觀經濟產生顯著影響[11-13],從而為全國層面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經驗提供依據。也有學者立足于國家戰略目標的視角,運用合成控制法分析自貿區建設對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具體影響。其中,有研究認為自貿區建設能夠抑制地區產業空心化趨勢[14],并且進一步通過貿易結構和消費需求的雙重路徑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15];另有研究指出自貿區建設雖能推動當地產業集聚,卻對鄰近地區的產業升級產生明顯的抑制效應[16],導致研究結論莫衷一是。據此不難看出,由于中國自貿區建設起步至今僅有7年,因而具體的經濟效應尚需較長時間才能得到充分檢驗。但是對于自貿區建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制約因素和限制條件,學術界也在結合具體實踐進一步挖掘,并在以下方面大致形成共識,即不同地區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仍舊缺乏因地制宜的精準實施細則,金融監管框架滯后于自貿區開放的迫切需求引發供求不相匹配,國際貿易摩擦增加不確定性風險導致自貿區相關法律法規出臺進度搖擺不定[17-19]。

有鑒于此,本文在理論層面厘清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供求均衡邏輯,運用理論指導實踐促進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更加有效,為中國自貿區建設的穩步有序推進提供參考借鑒。

二、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供求均衡內在邏輯

凱恩斯指出市場機制“無形之手”無法自發調節有效需求,需要政府干預“有形之手”及時介入,由此凸顯政府調控的重要地位[20]。將這一觀點應用于金融層面可以發現,金融政策既能改變廠商的生產投資,又能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活動,最終在供求兩端同時發力實現有效調控。因而,對于自貿區內部的金融創新開放也不外如是。自貿區作為中國新型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重大戰略設計,其內部的金融創新開放供求互動,正是政策制度供給與經濟現實發展動態作用的具體表現。

(一)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市場需求

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市場需求,是指在自貿區運行過程中,由于經濟發展、金融體系、外貿市場以及微觀主體行為等多因素作用,對金融創新開放呼吁變革的客觀需要。可以看到,金融創新開放需求的內涵伴隨經濟形勢變化而動態演進。在過去以“投資驅動”為主導的發展思路下,依托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釋放龐大流動性,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致使市場逐漸形成依賴貨幣資金的單一發展模式。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外部沖擊,國內市場存在出部分結構性新問題,導致微觀主體擴張經濟產出的邊際空間縮減,亟待轉變經濟發展思路、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基于上述背景,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依托經濟開放環境不斷拓展金融創新開放,使之成為經濟增長新動能的重要助力,恰逢其時。推動中國經濟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也是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必然需求。

根據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理論,金融創新是對外貿易深化發展的內在動力,該動力可以依托貿易的中介渠道影響經濟增長。金融開放是一國金融自由化面向國際市場的外在表現,促進國內外互聯互通。因此,對于微觀主體而言,不論其是否自愿,都會因自貿區建設或多或少地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浪潮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國際市場的分工體系。進一步地,微觀主體能夠借助經濟全球化和自貿區建設帶來的利好契機,從國內封閉式經營日漸轉向跨國開放式經營、從國內市場逐步滲透至國外市場,實現做大做強的發展目標。因而在這一過程中,面對全球、國家、市場3個層面瞬息萬變的復雜形勢,自貿區建設不能止步于自給自足的“孤島”模式封閉謀發展,而應有序、有選擇地引進國內外金融機構、資金和人才等關鍵要素,通過建成國際化金融競爭市場,更好地服務于自貿區經濟、金融以及貿易的發展。相應地,作為構成宏觀經濟“細胞”的諸多微觀主體,也會順勢對金融創新開放產生新的需求。

(二)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政策供給

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政策供給,是相關部門通過變革自貿區金融管理的取向、力度、工具、制度政策以及管制方式,實現金融創新開放,保障金融穩定和經貿發展的一系列措施的總稱。

制度經濟學理論揭示,任何制度都是對現存需求的適當響應。同時,金融功能理論指出,由于既定的金融微觀主體(或組織)催生與之配套的政策工具和規章制度,導致現有的金融機構與政策部門極易產生“路徑依賴”,以圖維持上述整體的穩定性[21],但是,這一穩定性并非可持續的常態。當經濟環境出現新變化時,金融市場中的主體也會隨之調整自身行為,導致原有的政策工具不僅落后于經濟發展形勢,更難以滿足金融市場根據經濟變化涌現的新需求,此時的市場運行效率將受影響。這一情形呼吁相關政策及時更新完善產生新的政策供給,以期滿足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由此引申至自貿區建設中不難發現,在自貿區內部涌現的金融創新開放需求,屬于經濟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階段性事物,需要政策通過取消滯后管制、及時更新便利的方式豐富供給手段,維護金融創新開放穩健有序開展,保障市場健康運行,從而為經濟、金融、貿易平穩發展奠定基礎。

事實上,隨著中國金融體量逐年擴張、金融業態不斷多樣,針對金融創新開放進行有效管理的全局性、復雜性不可同日而語。在此情形下,需要有關部門根據自貿區發展對金融創新開放的實際需求漸進式更新制度政策供給,重視金融創新開放同經濟、金融、貿易與自貿區的發展步調互相協調,方能提高金融管理助力自貿區建設的有效性,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市場需求。這也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要求,通過賦予自貿區金融管理新的理念,促使其從改善供給方式、內涵和結構等不同角度出發,促使金融政策供給更加貼合金融市場、外貿發展的需求變化,進而擴大有效的供求匹配。最終,推動金融發展高水平、對外貿易高質量,成為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

(三)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供求均衡邏輯

在自貿區內部,當金融創新開放的市場需求超出政策供給時,市場發展形勢突破了既有政策管理能夠控制的范圍,導致相關部門金融管理難以按照預期目標有的放矢,這一“供求摩擦”迫使自貿區平穩運行遭遇極大沖擊。當金融創新開放的政策供給大于市場需求時,豐富多變的政策工具能夠引導微觀主體在可控范圍內不斷拓展自身經濟活動,“供過于求”通過拓展微觀主體活動空間持續推動經濟增長。當金融創新開放的市場需求等于政策供給時,自貿區內部處于相對均衡狀態,經濟、金融以及貿易得以穩定發展。由此可見,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供求均衡,是指自貿區金融管理的決策執行主體(相關部門)、調控對象(微觀主體)均處于相對和諧的狀態,使得任意一方均不具有改變現狀的動力進而穩定運行,從而在形式上表現為金融創新開放的市場需求和與之對應的政策供給互相契合。換言之,相關部門的政策供給能夠恰好滿足市場主體的金融創新開放需求。

進一步地,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市場對金融創新開放的需求存在一定差異,要求金融供給與之匹配達到均衡狀態才能真正實現經濟增長。具體而言,當一國尚處于經濟封閉狀態時,微觀主體對于金融創新開放的需求并不迫切,此時市場處于“供過于求”狀態。然而,一旦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致出現經濟開放,就不可避免地涌現對于金融開放創新的需求,原有狀態極易扭轉成為“供不應求”。此時,政府需要因勢利導,結合現實適時提供金融開放創新的政策供給,以保障市場需求與政府供給逐漸匹配,實現“供求均衡”,助推經濟發展。從本質上看,在自貿區內部實施合規適當的金融創新開放是金融深化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三者構成相互協調的統一集合。金融創新重在突破傳統保守的金融模式,在自貿區內部建立符合國際化規則的金融運行機制;金融開放旨在破除原本阻礙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有形”或“無形”壁壘,實現自貿區對內對外的經濟、金融、貿易活動暢通。最終,金融創新、金融開放、經濟發展三者相互協調循序漸進,在資本取消管制、投融資渠道開辟、金融業態多樣、金融服務完善、金融對外開放等領域不斷深耕拓展,形成自貿區“金融-產業-經濟-社會”的正向聯動鏈條效應。

三、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實現路徑

近期中美貿易摩擦導致全球貿易風險不斷攀升,對中國宏觀經濟發展亦造成一定影響。在此情形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是實現國家經濟、金融、貿易開放的關鍵之舉,對中國促增長、調結構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12月,中國已陸續批準建立18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東、中、西部“錯落有致、協同發展”的整體布局。當前中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隨著未來經濟持續轉型升級、金融對外開放格局進入“全面”階段,如何依托自貿區平臺,激活其創新開放潛力,以發揮促進經濟增長、助推結構轉型的關鍵作用十分重要。為此,應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利契機,不斷探索自貿區創新開放發展的有效路徑。對于陜西自貿區而言,需要在以下5個方面增質提效、下足功夫,在力求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前提下實現金融有序創新開放。

(一)有機聯結“一帶一路”倡議與自貿區建設形成經濟發展合力

“一帶一路”是國家級頂層合作倡議,通過中國與沿線國家的雙邊、多邊機制,依托既有的區域合作平臺積極建立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其內在的開放、合作、共贏意涵與自貿區建設的現實要求不謀而合。因而,“一帶一路”倡議和自貿區建設兩者都屬于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

放眼現實,中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較為嚴峻,對于陜西省而言也存在相同挑戰。為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需要依托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利好平臺,大力推進金融創新開放,實現經濟發展動能的全新注入。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型發展格局中,不斷促使“一帶一路”倡議與自貿區建設有機聯結匯聚形成經濟發展合力,是促進不同層級政策相互融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探索經濟增長新動能的重要環節。其中,制度和政策的創新是實現經濟跨越“上臺階”的關鍵因素,在此基礎上,成熟完善的對外經濟、金融、貿易體系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當前,陜西自貿區已經基本度過“四梁八柱”建設的“大手筆”階段,但是其中的具體細節仍需會同更高層級的“一帶一路”倡議進行不斷磨合。一方面,作為內陸重要戰略布局節點,陜西自貿區處于區位優勢較為明顯的全國交通樞紐部位,能夠憑借新業態金融要素、多元化貿易方式、層次性聯運模式形成主要支撐,自然而然地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服務支持功能。另一方面,立足于自貿區建設夯實的牢固基礎,積極發揮陜西在航空、能源、化工、機電等領域的比較優勢,“一帶一路”倡議對外開展才能有的放矢精準發力,并且進一步通過區域貿易便利化和地區間基礎設施建設保障自貿區運行高效有序。為此,應統籌協調探索“一帶一路”倡議和陜西自貿區建設兩者的交集和最大公約數,歸納政策設計和操作實踐中的寶貴經驗,在規則和制度制定層面維護兩者共性,保障兩者暢通對接、同向發力,從而協同推進經濟、金融、貿易增長。

(二)構筑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市場體系

2019年陜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大力發展門戶經濟。著力打造‘一帶一路’五大中心,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深入探索自貿區改革。”由此觀之,自貿區作為陜西省對外開放的重要一環,要將輻射力、影響力、帶動力輻射至整個陜西省,帶動全省“三個經濟”的發展。為此,構筑適宜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市場體系不可或缺。

在政策方針層面,應該遵循“一帶一路”倡議,依托陜西自貿區的優勢平臺,根據絲路金融中心需要建設創新型、開放型的國際金融市場,使之服務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商品貿易、經濟投資等多元化領域[22]。對標上海自貿區的先進范例,在陜西省現有金融體系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符合本土實際情況的金融業核心支柱產業,加快集聚高端金融要素、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統籌發展傳統金融與新興金融,著力將陜西自貿區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知名度較高、競爭力較強、有影響力的國際金融市場體系。具體而言,在外匯市場方面,嘗試引進跨國銀行總部營運中心、投資中心、財務中心、結算中心等部門在省內設立區域型總部,為外匯買賣、外匯資金調撥、外匯資金清算等提供便利,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貨幣市場方面,著重開展短期信貸市場、短期證券市場的業務,形成中西部銀行同業拆借市場,激活中西部銀行間的資金流動性。在資本市場方面,積極推進本省微觀主體與上交所、深交所的互聯互動,加快本土企業上市進程,為省內市場引進充裕資本以激發市場活力。最終,通過在不同層次市場齊頭并進,實現構筑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市場體系的美好愿景。

(三)深耕拓展金融市場激發微觀主體活力

依托國內利(匯)率市場化不斷成熟的有利背景,圍繞金融創新開放必須契合實體經濟需求的目標不斷深耕金融市場的深度、拓展金融市場的廣度、激發金融市場主體活力[23-24]。當經濟發展、金融開放進入新階段,亟待制度供給的創新變革。這一規律同樣適用于陜西省金融市場,進而在省際政策設計層面提出“金融供給側改革”要求。因此,相關部門要在挖掘金融市場深度、拓展金融市場廣度這兩個方面進行鉆研,以激發市場活力為導向,促進金融創新開放。

從深度看,關鍵在于金融信號能否有效傳導至市場主體;從廣度看,核心是金融創新開放范圍能否覆蓋更多的市場主體。因而,市場是金融創新開放生效的重要突破點。在實踐操作中,既有金融管理要樹立“市場為先”思維,在持續對外開放進程中逐漸褪去“行政干預”色彩,避免微觀主體出現對行政管制的路徑單純依賴而喪失自主意識[25],不斷激發市場主體開拓進取的積極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策可以視為對尚不成熟市場的保護手段,這也是所有市場起步階段的必然選擇。然而,當市場發展成熟完善、傳導鏈條暢通提效,相關政策管制則需解除限制,把調節機制的主導權交還市場,僅在必要時予以兜底,實現從“有形之手”向“無形之手”穩當接力。因此,要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圍繞“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供給側改革”方針,通過金融市場改革和持續創新開放有步驟地消弭和化解妨礙要素在市場自由流動的隔膜和壁壘,從而激活微觀主體的競爭意識和生存能力。

(四)搭建陜西自貿區經濟金融風險的前瞻性動態監測系統

做好陜西自貿區經濟金融運行的動態監測,實現金融風險前瞻預判的有效控制。相關部門需樹立風險防范的底線思維,根據陜西自貿區建設管理的總體框架、金融市場運行的現實變化以及省際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規律,即時動態監測自貿區的運行實況和風險隱患,發揮政府調控的主動性、前瞻性作用。

實踐表明,由金融創新開放帶來的要素頻繁跨境雙向流動,能夠放大國際市場沖擊的“溢出效應”,嚴重時甚至對國內市場造成系統性風險。對此,采取緊密監控乃至預期研判,是保障陜西自貿區平穩運行和經濟金融穩定的必由選擇。具體來講,要遵循“事前預防、事中監測、事后問責”的監管思路,合理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基于適用性、實用性和可行性原則預選監測指標、提煉細化指標、合成測度指數、模擬實踐效果。結合省內金融貿易實踐和自貿區開放實際,構建包含省際經貿層面、多元市場層面、微觀主體層面的實時監測框架和多維度風險測度系統。據此設立陜西自貿區運行狀況傳導的“區間邊界”,根據國家宏觀經濟形勢和省內經濟運行動態確定“正常區間、偏離區間、嚴重偏離區間”:保持自貿區運行在“正常區間”波動;滑入“偏離區間”時給予關注,分析偏離成因采取糾偏措施;進入“嚴重偏離區間”時高度關注,通過政策工具“組合拳”進行直接干預。最終,根據金融機構、實體企業等不同市場主體的表現,全面、客觀地評估陜西自貿區發展步調的適當性、合理性,及時升級風險防控手段,為金融創新開放管理的主動性調控、前瞻性優化奠定基礎。在此基礎上,擇時建立陜西自貿區金融監管信息共享與綜合監測預警平臺,為金融穩定下的經濟健康發展保駕護航,以期改變過去金融監管部門各自為政與數據孤島的弊端,實現信息共享,提高數據利用效率和自貿區整體風險防范效果。

(五)多層次推進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有序建設

立足于業已打造形成的金融創新開放便利市場體系,進一步圍繞政府管理、營商環境、市場主體、高新科技、綠色發展等領域,多層次推進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的有序建設,以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帶動“大金融”發展進而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陜西省經濟追趕超越。

在政府管理方面,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為切入點,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改革創新政府管理模式。推進政府管理由側重事前審批轉向為兼顧事中、事后監管,打造“事前誠信承諾、事中評估分類、事后聯動獎懲”的全鏈條信用監管模式,形成“政府監管+市場監督”的雙重監管體系,為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提供基本保障。

在營商環境方面,金融創新開放以及由此產生的投資貿易便利化離不開良好的營商環境支持。為此,需要在遵照國際通行規則的基礎上融入陜西本土實際,從金融最為根本的資金數量和資金價格兩個關鍵點出發,在土地、資金、人才、稅收等方面打造規范、合理、透明、優惠的營商環境。

在市場主體方面,不斷充實、完善不同層次市場,以實現市場主體多元化和要素流動自由化。著重吸引國內外知名金融機構入駐陜西自貿區,借鑒專業優勢,形成優缺互補的多樣化市場服務主體。推進高端人才和充裕資本在自貿區內部的自由流動、合理布局,以金融創新開放引導市場要素,保持總量和結構的相對平衡。

在高新科技方面,結合省內高新區建設形成可操作經驗,按照陜西自貿區支持戰略科技產業發展的迫切要求,激發市場活力。把握“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利好契機,在自貿區內部開展科技金融改革,聚焦市場主體加快推動科技和金融結合的試點工作,加快建設符合國家發展需要的科技金融創新中心。

在綠色發展方面,堅持金融綠色發展理念,建設綠色金融體系。積極引導自貿區內微觀主體開發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及時追蹤“碳租賃、碳基金、碳債券”等前沿概念,推動綠色金融發展,充分發揮金融市場支持綠色融資的功能。與此同時,培育第三方機構的綠色評級能力,引導資本合理、有效投向綠色金融領域,發揮陜西自貿區綠色發展的示范作用。

四、結語

當前全球處在發展變革的關鍵時期,自貿區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試驗田,能夠為中國帶來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與合作機遇,是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其所肩負的發展使命重大而深遠。本研究基于供求視角,在理論上揭示自貿區內部金融開放創新的市場需求與政策供給相互作用的內在邏輯,剖析了兩者不斷磨合趨向供求均衡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進一步地,通過緊扣“基于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前提的自貿區金融有序創新開放”這一核心主題,從融合“一帶一路”倡議形成政策合力、打造省際金融開放創新的市場體系、激發市場微觀主體積極性、搭建經濟金融風險動態監測系統、多層次深化自貿區建設等5個維度,在實踐上為陜西自貿區金融創新、開放與監管提供政策參考和有益建議,通過理論與實踐有機融合相互促進,樹立西北地區自貿區建設的優秀范例,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添磚加瓦。

（來源：《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李文樂）